在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，互联网实验室首席分析家方兴东、王俊秀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，他们对商业软件联盟(BSA)及中国软件联盟(CSA)提出质疑，认为一些打着保护知识产权旗号的非赢利机构在中国干着赢利的“勾当”。

　　随后记者试图就相关问题采访BSA。BSA把采访地点定在了CSA的办公室，而且告诉记者，将由BSA首席代表马霖里、CSA秘书长邹忭一起来接受采访。但在采访相关问题的过程中，记者被邹忭粗鲁地赶出了其办公室。

　　BSA在中国到底扮演什么角色

　　记者注意到，BSA大概是在中国最活跃的国外民间机构之一，仅BSA总裁就先后8次来到中国，展开一系列活动。

　　方兴东告诉记者，BSA每年定期发表“研究报告”公布各国的软件盗版率，对各国的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状况“盖棺论定”。不仅如此，BSA更直接推动和影响中国的软件保护立法进程，新版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》研究直接体现了BSA的全部意图。

　　关于BSA在中国的工作内容，最权威的表述当然来自BSA总裁兼首席行政官罗伯特·W·霍利曼。他颇为得意地说：“BSA在中国的努力，除了协助软件知识产权立法，还坚持不懈地进行教育宣传活动。同时，BSA也在为中国相关部门的执法工作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，帮助发现并找到那些盗版的企业和正在被盗版的软件”。

　　记者注意到，2002年12月20日，全球三大IT媒体集团之一的CM P属下著名的IT门户TechW eb.com在重要位置推出其总编F red r ic Pau l的文章，题为《软件盗版不是那么回事》。文章对于反盗版机构———商业软件联盟(BSA)和微软等发表的反盗版言论提出质疑。他说，他们宣扬的软件盗版造成100多亿美元损失的基本假设，不仅荒谬，也令人作呕。因为这些盗版用户根本不会自然地变成高价正版软件的用户。

　　文章认为提升软件正版率，不能依靠胡萝卜大棒的打击政策，而应该以更便宜的价格使得那些盗版率较高国家的用户，能够用得起软件。那种宣传价格不是盗版根源的说法是自欺欺人的。作者说，别说微软的软件对于越南、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用户过于昂贵，连财富500强的公司都已经承受不起了。

　　BSA到底代表谁的利益

　　BSA究竟是什么样的机构？究竟是什么背景？BSA自己的说法是：“BSA目前是世界领先软件开发商的代言人，其成员有微软、英特尔、戴尔等著名公司。自1988年以来，BSA一直是全球主要软件开发商面向政府和国际市场消费者的代言人，其成员代表着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企业。BSA教育计算机用户树立软件版权观念，提倡鼓励创新和扩大贸易机会的政府政策，并与软件盗版行为进行斗争。”

　　表面上看，连英特尔、戴尔等公司都包括在内了，证明BSA的确是IT业的代言人了，至少也是全球软件业的代言人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记者发现BSA全球性的正式会员只有10家而已。包括微软、A d ob e、A pp le、A u tod e sk、B en tley、B o r-land、CNC、M ac rom ed ia、Sym an tec、U n i-g raph ic等，其中微软的营业额占所有成员总和的90%以上。这10家企业全是清一色的PC软件厂商，没有O rac le、SAP、CA、S ieb e l、BEA等主要的应用软件企业，也没有IBM、EDS、CSC等主要的软件服务公司。也就是说，BSA根本不能代表软件业。而且在全球数千家PC软件厂商中，BSA只代表了其中10家而已。

　　“BSA在全世界范围内反对未经授权地使用和复制其成员公司的软件产品”。也就是说，BSA主要使命是为成员企业在世界范围打击盗版。因此，事实明确无误地表明，BSA根本不是代表产业，而只是代表极少数软件公司的利益。而根据成员组成可以知道，BSA实际上主要是微软的代言人。

　　BSA虽然只是代表少数公司的利益，但是能量却非常大。由于大公司的资金支持，同时又有打盗版收缴罚款的收入(去年单是这部分收入就达8000万美元)，因此BSA成了世界上最财源滚滚的“民间机构”。除了金钱，BSA更大的能量还是体现在政治上。它的总部就直接安设在华盛顿，以便近水楼台开展院外游说。现任总裁兼首席行政官就曾在美

　　国国会参议院工作达8年之久。BSA最厉害的招数就是给美国政府施加影响，动员“301特别条款”给各个国家施加制裁的压力。在20世纪90年代，中国就多次承受他们的“厚待”，迫使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一次又一次提高。后来，BSA改变策略，直接推动、介入甚至主导一些国家的知识产权立法，效果更佳。

　　因为财大气粗，而且披着“知识产权传教士”的光环，因此在中国，BSA获得了某种特殊的地位。许多国内的知识产权专家、学者和政府官员成为他们亲密的合作伙伴，间接地充当BSA的代言人。

　　而实际上，BSA在美国却没有如此“神圣”。在许多场合，甚至在法庭上，有一个民间机构经常与BSA针锋相对。这就是数字世界权利保护组织“EFF”，这才是一个真正代表民间利益的非赢利民间机构，从事着与BSA截然不同的使命：他们不是为大公司服务，而是为消费者、社会公众以及计算机黑客等弱势群体的利益而工作，或发表言论，或提供法律支援，或开展活动。因此，EFF时常被人称为是计算机业的美国公民自由协会(ACLU)，受到整个产业界的尊重。

　　王俊秀指出，知识产权保护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平衡机制，在这场冠冕堂皇的利益游戏中，大家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。中国合理保护知识产权是为了国家利益，美国推动他国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。也应该说，BSA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微软也是为了自己公司的利益。

　　但王俊秀告诉记者：“BSA却从来不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而总是打着‘为了中国软件业’等旗号，使这一很现实的问题变成一场虚伪的游戏。”

　　为什么渲染“盗版恐怖主义”

　　方兴东最弄不明白的是：中国没有一个产业，像IT业一样背负着如此沉重的负罪感。因为这个产业有着一项原罪：盗版。任何时候，任何一家公司，任何一个用户，乃至整个中国，都逃脱不了盗版的阴影。而BSA每年发布的数据成为其中最重要的“权威”依据。

　　方兴东告诉记者，保护知识产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激励人类创新，而不是因为它是“私有财产”。但是如今知识产权保护早已不是这个初衷，而陷入“为保护而保护”的陷阱，变成了“偷和盗”的犯罪宣传。为什么会变味？这不能不从主导知识产权保护话语权的源头去找。

　　他说，BSA们一方面在国内宣传推动；另一方面利用国家力量施加压力。这本身也合情合理，但是如果为了少数公司的利益不惜“妖魔化”整个国家的形象；为了达到更多的利益，而可以无视事实渲染盗版恐怖主义，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。

　　知识产权保护是利益平衡机制，因此它与国家经济、生活水平、产业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，是社会综合问题。中国无论在立法上、宣传上，还是实际推动上，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。2001年，BSA又公布一年一度的盗版调查，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映入记者的眼帘：2000年中国软件盗版率不降反升，从1999年的91%上升到94%，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羞愧的结果。2001年BSA终于良心发现，把数字降低到92%。王俊秀提醒记者，我们在毫不置疑地接受这样一项“荣誉”时，为什么没有问问它的真实性？

　　我们似乎已经很自然地把BSA的数据作为整个中国软件业的盗版事实。但是，王俊秀告诉记者，事实上任何一个对软件业有点基本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，所谓的软件业，其实是三分天下，分为三大部分：1、软件专业服务(埃森哲、IBM、普华永道、EDS等)；2、企业软件解决方案(O rac le、SAP、CA、用友等)；3、大众市场软件产品(PC软件，微软、A d ob e等)。前两块是目前增长最快的部分，占到整个软件业的75%以上，而且这里面根本没有所谓的“盗版”问题。而只有占到整个软件业不到1/4的PC软件才有盗版问题。中国软件业的基本格局也同样如此。

　　因此，即使中国所有的PC软件全是盗版，盗版率也不可能高于30%。那么在PC软件领域，事实又是如何？王俊秀告诉记者，每一个消费者都可以看看自己的机器，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大多数PC工具和软件，无论是压缩工具、系统工具、下载工具、媒体播放、图像浏览、桌面工具，还是网络工具、游戏娱乐等等，都已经是共享软件，可以在网上(包括新浪、Zdn e t等)自由下载。如果没有注册可能会有一些使用的限制，但是人们已经不需要再背“盗版”的黑锅了。共享软件已经是PC软件业发展的绝对主流！而另外一些软件，比如杀毒软件、教育软件，其市场正版率是非常高的。因此，PC软件也根本不可能有着“94%”这样的天文数字。

　　方兴东指出，BSA极力夸大现象、歪曲事实、渲染“盗版恐怖”，其目的值得怀疑。推广保护知识产权是国家的一件大事，可是为什么代表国家利益的声音和力量如此弱小，而都依靠国外民间机构呢？为什么中国主要的知识产权组织和机构都有“外资”的重金赞助，使得我们的知识产权话语与国外机构如此如出一辙呢？

　　CSA与BSA是什么关系

　　记者发现，BSA在中国的行为一直以来都遭受着很多的质疑，在方兴东、王俊秀等人此前所发的文章中，可以发现BSA的许多操作确实存在疑点。

　　记者注意到，媒体上关于打击盗版的宣传文章基本上都是由BSA直接发布，或者是它聘请的全球著名公关公司，或者由它掏钱资助由别人发布。不仅如此，BSA还组织和赞助了国内知识产权方面的很多会议与其它活动。国内知识产权领域的许多“专家”甚至一些政府官员，也是BSA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的“讲师团”成员。

　　一位业内资深人士提醒记者，某些机构打着“反盗版”的旗号，却干着比盗版还要让消费者、甚至让整个反盗版事业利益受损的事情。

　　于是记者联系BSA的公关公司，几经要求，最后BSA的公关公司把采访安排在了在中软大厦1211室的CSA办公室，时间是4月15日。参加者还有：BSA马霖里、CSA邹忭及BSA公关公司一名员工。

　　记者当时提出的问题是：1、BSA在中国的反盗版到底投入了多少钱？2、到目前为止BSA已经赞助了多少会议？3、BSA进入中国以来，已经做了多少工作？4、BSA反盗版的经费从哪里来？5、BSA目前已经投入了多少经费？6、听说BSA有个“反盗版”讲师团，具体是由哪些人组成？报酬又是如何给的？

　　当记者问到第6个问题的时候，马霖里就把问题转给了邹忭来回答，但是邹忭以让常人十分难以理解的焦躁态度扔下手中的东西，态度极其恶劣地说：你走吧，我不接受你们报社的采访。

　　记者将这个情况转告了方兴东，他告诉记者这十分能够理解。他说：“因为BSA无法也不敢将其在中国的真正的目的说出来，所以他们就拉上了CSA，可以说，CSA从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真正代表中国软件业的利益，已经成了BSA的‘狗腿子’，CSA太想和BSA一起玩中国的软件牌了。对于CSA为什么要生气，那是因为记者的这些提问的确触及了BSA和CSA的痛处，甚至会危害BSA和CSA的生意，所以，他们表现出气急败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”